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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天心:文学瓦砾时代的“恐龙”

发布时间:2017-08-31 09:42 来源: 网络整理

朱天心:文学瓦砾时代的“恐龙”

  图:朱天心在香港书展以“瓦砾时刻—当前文学的处境”开讲/大公报记者刘毅摄

  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,朱天心常以“恐龙”自况,上月出席香港书展讲座,更以“这是一个瓦砾时代”形容当前文学的处境。从文学盛世行至瓦砾当下,在她眼中,“瓦砾”并不等同“废墟”,甚至比后者更逊一些,因为人们可从“废墟”的断壁残垣中想像消失的文明,缅怀歷史的更替兴衰,而“瓦砾”则是连这些都不復存在。/大公报记者 刘毅

  “朱家三姐妹”在台湾文坛佔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其中的朱天心更是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。其父朱西甯是小说家,母亲刘慕沙是台湾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,姐姐朱天文亦为作家,且是台湾导演侯孝贤的“御用编剧”,丈夫唐诺(本名谢材俊)是评论家,孩子谢海盟为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的编剧。

  生于这样的文学世家,朱天心走了张爱玲“成名要趁早”的成长轨迹,不满二十岁即出版《击壤歌》,之后又陆续著作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、《古都》、《三十三年梦》等作品。他人写作多为埋头家中几案,朱天心则选择在咖啡馆创作,时至今日,她依然坚持用墨水笔写作,故自嘲自己像一隻恐龙,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。

  代际间的精神传递

  有读者评价朱天心,认为其家族的血缘传承就带有写作因素,但她认为,与其说是血缘传承,不如说是一种身体力行、日復一日写作精神在代际间传递:“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时间,都献给了写作。儿时上厕所,总能看到他伏案写作的背影,这样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离世前。谢海盟也是一个写个不停的人,写几百万字,都会因为不满意而付诸一炬。从来没有想过写了给人看,或者换得一分钱。或许是自小和外公生活在一起的关系,因为父亲遗作《华太平家传》也曾废稿三次,每次都是数十万字堆叠起来密密麻麻,其中一次颇为满意,却发现厚厚高高的小说稿只剩外面一层纸,如同《百年孤独》里最后的场景,被白蚁吃个精光。”正是这样一种深入骨髓的精神,赋予家人执笔写下去的勇气。

  去年,台湾出版业在朱天心看来,无疑是一场寒冬,行业内“腰斩”不断,“很多作家的努力外界是看不到的。”与此刻相比,朱天心表示,他们这一代作家,都会被如今的八十后、九十后台湾年轻人,认为他们遭逢的是一个文学盛世,“他们大致的意思是,只要出版过作品,得一次文学奖,就可被认定为作家,从此名利双收。”

  最好探险地是书架

  对此看法的回应,朱天心引用丈夫唐诺的观点:“他说,今天专业的问题不必文学来回答,远方的新鲜事物也不靠文字来递送,新鲜事物就像住在你家隔壁,不需要靠文学,不需要靠三毛的《撒哈拉沙漠》。文学早已不是人生活的基本事实了。”她更以自己的亲身经歷佐证:“学生时代,我身边的同龄人,即使不以写作为目的,即使未来想经商,抑或是从医、从政,都会读一读张爱玲、白先勇等文学家的作品。然而如今的台湾,正处于一个不谈大价值的时代,人们只关注生活中的小确幸,不再建立情感、心智于文学作品之中。”

  她犹记得,先前曾做过一次演讲,结束后有两个女生要求她推荐书单,“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书单,书架才是阅读时的最好探险地。”后来朱天心无可奈何之下推荐了张爱玲的小说,“我回答,那就看看张爱玲吧,她的小说很容易把人带入文学世界。”没想到对方竟反问:“她不是死了很久吗?”朱天心无奈,“当时我心里就有一大串名单垮掉了,因为他们死得更久。”故她推荐了白先勇的作品,谁料女生当即发问:“那是个老头嚒?”事后朱天心得出的结论是,现在的年轻人,可能更愿意花时间浏览好友的“脸书”,看他们的小确幸,而不愿意花同样的时间,关注和自己无关,其他地方或其他时空的文学作品。

  但凡是一个作家,都会被问到文学在现世的作用,朱天心坦言,自己也被问过了好多次,因为厌倦及无法给出最恰当答案,会反过来列举,没有文学会怎样?“我不会为文学敲锣打鼓,文学不能让人中六合彩,也或许不能塑造一个人的气质。但若人类没有文学,照样活得下去,大概我们会比较笨一点、比较保守、比较没有想像力、比较会觉得眼下世界很强大,却只能乾巴巴地不知如何表达。而在文学里,很多事不必然如此,会有很多梦想,人可以更好一点,更勇敢一点,对别人更慷慨,更宽容,而不同于你眼下看到的这些人。”

  “瓦砾”时代是否意味着离开?在朱天心眼中,留下的人,都是很纯粹的一批人,如同电影《星球大战7:原力觉醒》中的小女孩,生活在那样一颗遍布瓦砾和废墟的星球,依然专注而执傲,让人动容。也是这样的精神,让处于写作瓶颈期的朱天心,也能不“炒冷饭”,面对困难,亦能不走回头路。

  “文学创作始终是为了自己,可以不用考虑迎合任何人,既有不写的自由,也有写的初衷,反映的是创作人对人生的态度。”朱天心道。她特别提到侯孝贤:“他拍一部电影,最少需要有五十万至一百万观众的票房收入,才能收回成本。这也注定一个再怎么有个人标籤的电影导演,都不能完全不考虑受众感受。与他相比,我何其幸运,我的成本只是一支笔,或是一台电脑,即便没有读者,也只会累及出版社损失三十万元,继而成为一堆纸浆。这就导致两种艺术创作认知的不同,写作者可以一个读者都不考虑,专心写自己;然而导演即使再不迁就,也要挑选一、两个明星吸引观众。”

  物慾低反而更自由

  总有人问朱天心,以现在的出版业境况,一个作家如何维生?记者从她的答覆中体会到了何谓生活的“极简主义”,“我和唐诺对生活质素的要求,如同我们的大学时代。其实很多时候,人对物质的需求降低,反而会获得更多自由。”她有一位曾任某出版社总编辑的友人,一个月需要三十万新台币才能维持全家生活,失业后也只能出任老闆一类的职业,这样就失去了很多选择的机会。

  身为一隻文学瓦砾时代的“恐龙”,朱天心的想法是:“那就让恐龙活着吧。我努力地活着,让有一天家长想带着小朋友看恐龙的时候,不需要去博物馆或打开图鑑书,不用靠着大人的描写想像,还有恐龙可以指认。”如斯执著,只因世间有这么多人,这么多条路,总要有逆向而行,手插口袋、优哉游哉欣赏维港风光的人。如若不然,世界这么大,若是所有人都持一种观点,选择同一条道路,该是多么了无生趣。

朱天心:文学瓦砾时代的“恐龙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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